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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巴西媒体报道，巴西知名媒体《圣保罗页报》（Folha de S.Paulo）5月31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，过度暴力的警务政策与犯罪团伙滋生、警察腐败互为因果，当前巴西的公共安全政策已陷入恶性循环，暴力警政策略不仅无法打击犯罪，反而为腐败和警匪勾结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文章开篇回顾，早在2015年，时任圣保罗（São Paulo）陆军中尉、现任联邦众议员吉列尔梅·德里特（Guilherme Derrite，PP-SP）就曾公开表示：“好警察的履历上至少得有三条人命。”这句听起来像逞凶斗狠的话，却成为多年后圣保罗州官方安全政策的先兆。

2024年2月，已经担任公共安全秘书的德里特对圣保罗军警（Polícia Militar, PM）开展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事调整：换掉了63名上校中的34人，其中包括高阶指挥层成员。这一举措强化了更强硬——也即更致命的行动路线。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：2020年至2023年间，巴西民事警察和军警的致命行动数量一直在下降，但2024年仅军警就导致775人死亡，比前一年翻了一番。致命警务的上升曲线就此开启，并延续至今。在桑蒂斯塔低地（Baixada Santista）开展的“盾牌”和“夏季”行动，已经成为这种政策的标志性符号。圣保罗州州长塔西西奥·德·弗雷塔斯（Tarcísio de Freitas，Republicanos-SP）公开为这种政策背书：“就算他们去找联合国、去找正义联盟、随便去哪儿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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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指出，四十年来人们早已明白，贫民窟里的死者不过是全球非法市场中可替代的棋子；三十年前，首都第一司令部（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, PCC）正是时任州长路易斯·安东尼奥·弗勒里·菲约（Luiz Antônio Fleury Filho）推行同类政策的副产品；而一百年前人们就懂得，在一片领土上决定他人生死的人，终将成为那里真正的掌权者。

非法致命警务并非国家打击犯罪的力量展示，恰恰相反：它意味着国家放弃了主权，法律被杀人警察的暴力所取代。杀人者从此开始定义秩序基础。正因如此，杀人警察这种过去街头的小人物，在过去十年间一步步晋升为警察指挥官、副市长、众议员、参议员、公共安全秘书，成为手握大权的政治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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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务暴力对打击犯罪毫无效果，却对那些将政治视为强者游戏的人极为有利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杀人者成为大政治家。因此，巴西所有武装团体——犯罪帮派、民兵组织、暴力警察群体——的政治影响力都在同时增长。当杀人者成为政治家，法律就沦为空谈，人权变成笑话，民主也被掏空了意义。

更进一步说，正如警长埃利奥·卢斯（Hélio Luz）所言，警察暴行的另一面就是腐败。当警察被赋予杀人的自由，显然他们也同样被放任去威胁、勒索、酷刑，尤其是私下经营安全生意。这种结合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：以致命暴力为政策，为各种形式的非法行为打开了大门，不仅如此，它还造成公与私之间界限模糊，更催生了警察与犯罪帮派之间的勾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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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保罗军警纪检部门收到检察官林肯·加基亚（Lincoln Gakya）的举报指出，“路线”（Rota）特警队的警官向PCC泄露机密情报，甚至在2020年“鲨鱼行动”期间也不例外，帮助帮派头目逃跑。举报还披露，“路线”特警队曾向PCC重要头目图塔（Tuta）出售战略数据，价格高达500万雷亚尔。

根据这些信息，2025年上任圣保罗军警指挥官的里卡多·库蒂尼奥（Ricardo Coutinho），应当早就知晓这些勾结关系，也知道安东尼奥·维尼修斯·格里茨巴赫（Antônio Vinicius Gritzbach）的认罪证词已经证实，当时在库蒂尼奥麾下的“路线”特警，曾为帮派头目提供安全护送服务。而格里茨巴赫本人随后在瓜鲁柳斯（Guarulhos）机场被PCC暗杀，据称有警察参与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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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4月，库蒂尼奥以“个人原因”被公开解职，当时正面临PCC渗透警队、主管知情不报的指控。

文章最后总结道，巴西公共安全政策已经变成一种邪恶协议：致命暴力被吹捧为高效，实则为非法敛财和政治化循环打开大门，最终让警察和犯罪分子变得同样有权有势。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都在侵蚀着本就仍在建设中的法治国家，让它如今已成废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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